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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苏区报刊——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

在土地革命战争中,中央苏区报刊适应革命战争形势,一切服从服务于战争,一切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,一切服从服务于苏维埃运动需要,一切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,贴近革命、贴近群众、贴近实际,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、革命性、时代性、群众性和鼓动性,在保卫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,发挥了巨大的宣传、组织和鼓动作用。中央苏区报刊是苏区沸腾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,是苏区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,充满着浓烈的战斗气息。同时,针对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,中央苏区提出报刊要有通俗性、可读性、趣味性,内容丰富,形式多样。中共“六大”《宣传工作决议案》中明确提出:“报纸的文字、内容、价格要十分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能力、程度……内容文字极平易通俗。”《古田会议决议》也指出:“宣传文字要简短,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,要精警,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。”尽管由于当时条件限制,中央苏区报刊印刷比较简陋和粗糙,这些报刊有铅印,也有石印、油印,既有图文并茂的大报,也有传单式的油印小报,刊期有双日刊、三日刊,也有周刊或不定期刊。但它们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,生动活泼的形式,丰富多彩的内容,在提高苏区军民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方面,起着宣传和教育作用;在苏区革命理论和经济建设事业中,起着政策、方针的指导作用;在反映党政军群的重大决策和伟大成就方面,起着重要的宣传和喉舌作用;在扩大红军、慰劳红军、购买公债、收购粮食和发展生产等运动中,起着战斗号角的作用;在帮助干部改进工作作风,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方面,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。

中央苏区报刊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,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。中央苏区报刊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。中央苏区报刊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,用科学的世界观、方法论以及全局的视野和战略的眼光,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,对革命的光明前途与革命环境恶劣的现状作出了恰当的分析,从而把握好了宣传策略和节奏。当时各报刊的重要社论,大都由苏区中央局、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瞿秋白、项英、张闻天、任弼时、陈云、李富春、李维汉、博古、杨尚昆、邓小平等都为《红色中华》、《斗争》等中央苏区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。这不仅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视和支持,而且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更准确、更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,更有号召力,更有权威性。具有特殊意义的是,中央苏区报刊人员精干,普遍没有专职记者,全靠通讯员投稿。因此,中央苏区报刊不仅重视发动群众写稿,而且十分注意培训通讯员,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。《红色中华》的通讯员发展到400多人。《红星》仅专职通讯员就有500多人。通讯员中,有党、政、军的各级领导干部,更多的是基层工农兵群众。《红星》的专职通讯员中,罗荣桓、罗瑞卿、肖华、张爱萍、舒同等同志写稿颇多。

邓小平在江西瑞金主编《红星》期间,曾专门登门约请毛泽东为《红星》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。毛泽东故意问:“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,你这个主编就不怕?”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话中的意思,回答说,“您敢写,我就敢用,有什么可怕的!”“好!你明天就来取稿!”毛泽东慨然应允。1933年8月13日,《红星》“红军故事”栏目里,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,发表了毛泽东以“子任”为笔名撰写的《吉安的占领》一文。子任是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在闽西休养身体、调查研究时使用的化名。毛泽东在文中详细地回顾了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吉安的全过程,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,充分体现了“集中兵力歼灭弱敌”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、游击战的军事思想。文章发表后,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,都期盼毛泽东早日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。

中央苏区报刊非常尊重知识和劳动,在经济困难中,也支付一定的报酬,有的送书,有的发稿费。《红星》一则启事称:“500字以下稿件,经本报登载,每篇酌致本报一份,或中央出版的书籍一本;500字以上的,每500字致现金一角。本报工作人员投稿无报酬。”